(资料图片)

（视觉中国/图）

身为作者，我有责任讲明：为什么在《万古江河》以后，又写了这部书。为什么那本书叙述了如此多的史实，我还要再重新叙述一遍？这就等于，带朋友去巡山、看海：第一次去看，我告诉他——海是如此，山是如此；第二次去，我就告诉他——山在变，海在变。不是山、海在变，是“我”在变，是我的想法在变。我现在看到了另外一番山，另外一番水，另外的“庐山”，另外的“浙江潮”（作者注：苏轼《观潮》：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）

我一辈子经常“变脑筋”。从读大学开始，我就不觉得历史是固定的：不但“史实”不会固定，人对历史的叙述，阅读历史所产生的悲叹、欢欣都不固定。因时因地，你有所感、有所触，就会有不同的陈述，就会有不同的描写。学历史的人，责任是将其所感、所触呈现给大众。

就如同这本《经纬华夏》，里面有我的眼泪、我的欢笑——所有的欢笑和眼泪，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，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；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，而没有出路。但是，其实是有出路的，会有出路的；有时候，他们找到了出路，我自己没看见而已。所以，我每次写一部书，甚至写一篇专题论文，都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在其中。

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，并非排比岁月，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，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。要知道，同一事件，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，可以有一百零一种“事实”——身为历史学者，不能说“我的责任就是矫正”，因为你说的“第一百零二种事实”，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。所以，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：历史的变化，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，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，而是“我所理解的变化”。理解了上述“变化”，看待历史就如“变动的万花筒”——并非“万花筒”在变，而是“万花筒”里的彩色图案，在“我的理解”之中转变。

写作《万古江河》的时候，我壮年刚过。那时已经退休，我认为可以将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做一番整理。当时，我整理的方法是：看中国历史的方向，看不同的力量、不同的情况造成怎样的潮流，造成了怎样流动的方向。以如此观念，我写出了《万古江河》。大家可以看看那本书，我是把“长江”作为一种叙述模式——其实，长江也只是一条江而已。

如今，我已活到了93岁。为什么还要写这本《经纬华夏》？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条江，而是一块亚洲大陆，以及欧亚古大陆，我的观念中，这几处是彼此相依相附的。“大陆”这个词，我为何要重复两次？“亚洲大陆”是关于中国为主的东亚，其自身的定位；“欧